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改革，改革成功的案例让人拍案叫好，改革失败的案例则让人扼腕叹息。改革应当因何而动？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启动任何一项改革的深刻动因，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改革成败。本文认为，历代变法与今日改革或有相通之处，变法、改革要因时而动而不是因利而动，方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获得改革的成功。

1.历代变法与改革：因时而动与因利而动的利弊

中国历史上，举凡变法或改革，因时而动者不仅改革成功而且总体上能做到利国利民。

秦孝公时，列国争雄，秦国偏居一隅，国力羸弱，时势逼迫不得不改；卫鞅入秦，孝公以为相，号曰商君。商君治秦因时而动，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期年之后，秦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设若商鞅变法只因利而动，则可能摄于秦国庙堂的贵族利益而出台一些短期政策维持秦国旧制，那么废井田，爵军功，改户籍，施连坐，推县制，重农耕，统税租等在战国时期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在秦国就无法施行，因利而行之所以不能把握国家面临的时势，其利是少数人利益或短期利益，于国家而言则丧失改革强大的机遇，长期的国家利益必定受损。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北宋当时面临的时势乃是：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同时，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财政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王安石认为：北宋贫苦，不在开支过多，而在生产过少；农民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王安石因时而推改革，北宋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化，增强了中央集权，抑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均输法等在初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例如增加了国家税收，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教育科举制度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思想上其改革理念和部分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设若王安石只因利而行推动改革，则北宋文官势力、守旧派及地方豪强乡绅的利益则可能被排在改革优先序的第一位，那么冗官冗兵无法裁撤，青苗法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也可能因为地方官员执行过程中的怠政懒政行为而被拖延，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肯定更加恶化。当然，改革的后期，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因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同时也失去了神宗的支持，改革以王安石两次罢相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前期因时而动获得成功，后期因利而动招致失败的典型了。

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政治上，整顿吏治，打击庸官，制定考成法，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内阁权力，有效运作中央与地方。裁撤冗官冗员：通过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减少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提高行政效率。考试制度改革：提倡实用主义，减少论资排辈，大胆任用人才。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一条，按亩折算缴纳银两，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清丈田亩，查出并征税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张居正一改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实施了有利于农业和商业发展的厚农资商与厚商利农政策。军事方面，外示羁縻，内修守备：通过加强防务，提高了军事实力等。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中晚期他所能决策的范围和整个社会的氛围来讲是相对进步的，既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晚明危机，抑制了宫廷消费，缓和了社会矛盾，也有效抵御了外侮。其时与势的根本在于，把明代已近腐朽的官僚系统进行了财政规范，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效率。设若张居正只因利而动推进改革，则可能会继续照顾相当数量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明朝内部的贪腐和经济环境的恶化将无可阻止，改革也必然流于形式甚至一切照旧。

清代光绪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推动了戊戌变法。康梁将西方的政治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从而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实践。他们的思想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还集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华，表明中国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撇开其学说过度偏向西方的谬误，单就其变法采用理论先行的举措，则是值得今天的改革学习的。从戊戌变法的改革所得来看，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维新派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紧要关头，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爱国进步意义。在变法过程中，康梁给光绪帝提出了多项建议，如开设制度局、改革教育等，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真正实施，但成为了清代以后的改革中的基本参考。戊戌变法之失，在于康梁虽然号称保国、保教、保种，看似为整体国民利益鼓与呼，但在变法中并未真正依靠强大的、足够的社会基础和力量，而是只注重和依赖于皇帝的支持或利益，康梁推动的变法在因时而动肇始的基础上转向了只为“帝党”一部分人服务的因利而动，变法最终在慈禧和保守派的绞杀下失败。  

2. 当前改革的时与势

古人说，时也势也。推动改革发展，必须适应时与势的变化，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历史和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能够更好地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例如，习近平在改革开放论述中提到，面对发展的压力与变革的挑战，各国都要有“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眼光，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这表明“因时而动”在改革中起到了引导方向、激发创新的作用。

当今的时与势表现在：中国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挑战，更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政策方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其目的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表明改革不仅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部署。从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在2024年保持了回升向好的态势，并且有信心实现全年增长目标。这种积极的发展势头得益于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国通过加速向碳中和转型以及处置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债务问题，可以促进对高科技、生态绿色技术的需求，从而保持经济增长势头。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在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重申，改革开放是中国国策，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这意味着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应对各种挑战并抓住发展机遇。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新动能成长也显著增强了经济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总体上看，当今中国面临的改革时与势是明确且有利的。一方面，改革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和结构优化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握当前的时与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        

3.当今中国：改革不宜因利而动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因利而动”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准确把握经济活动的全局和整体，尽知利害得失，突出“利”，强调“得”，把“利”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这种思想虽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对于经济社会改革而言，往往容易形成见利而动的“冲动”，而此利往往是眼见之利，非长久之利，因利而动的改革决策往往容易只注重短期之利而忽略长远之利。

第一，“因利而动”存在一定的限制。首先，过度追求利益可能会导致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行为，最终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长远利益。如果改革过程中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了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一度曾经只追求短期效益，如此则容易造成裁员增效、贱卖国资等损害国有经济中长期利益的经济行为，甚至还会滋生腐败；再如，房地产市场如果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那么，很容易导致个地方举债发展、过度发展房地产，这样会背离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长期的成长空间。

第二，改革通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利而动往往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可逆转的结果。如果仅仅以“因利而动”为出发点，可能会导致改革措施失当或急于求成，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上述历史上的一些改革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多数改革对于克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审时度势，谋定后动，才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实效。

第三，利弊得失，皆因时势而起，看不清时势，就掂量不清利弊得失。不赞成因利而动的改革，并非毫不考虑利弊得失，而是指要在特定的时势空间范围内去衡量利弊、权衡得失。中国当前改革面临的复杂形势远超1980年代的情况，内外环境的也变化剧烈，追求眼见之利的改革，很容易错判甚至错过时势赋予中国真正的改革窗口，而且往往越是容易得利之改革往往越是容易造成难以预期的后遗症或引发其他改革成本，这是不得不站在战略高度重新审视的重要问题。

4.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如何平衡改革因时、因利的主动性和应对外部变化的需求？

因时也好，因利也罢，关键是平衡改革的主动性和应对外部变化的需求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策略，以确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和灵活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即必须主动适应时与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这种思想不仅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还确保了改革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其次，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通过逐步放开供给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并对农产品、基础原材料等供给价格弹性较低的产品继续保持控制，从而避免了价格体系调整产生的冲击。这种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又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此外，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行。尽管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但中国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全面系统地推进改革，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保持改革的主动权和高质量的推进。中国的改革还注重利用地方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适当放权的做法，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实验，从而更好地解决激励兼容问题。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改革的效率，还增强了地方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最后，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善于研判分析形势，谋势而动。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积势蓄势谋势，还要在变化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其始终坚持因时而动的抉择，通过灵活应对时代变化、科学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及充分利用地方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简介：吴垠，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